不久前，旅英华人油画家薛美辰先生来访，说他接受了已立项、正在着手兴建的辽宁省锦州市民俗博物馆大厅里一幅大型油画的创作任务，这次来京是为了到北影观摩有关旧时东北民族的服饰影片资料的。刚巧几天前我收到了宋兆麟先生见赠的新著《最后的捕猎者》（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便向他推荐，并告诉他，作者在书里采用了许多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在鄂伦春族作田野考察时拍摄的民俗照片，这些照片如今已成了鄂伦春民族文化的难得的视觉资料。薛先生如饥似渴地翻阅了书中的那些旧照片，掩饰不住心中的高兴，说其中有些照片他完全可以用油画的语言再现出来。

　　宋先生写作此著的素材，主要是根据他４０年前受命到鄂伦春族进行民族文物调查时所做的笔记和所摄的照片。写作时，他还参照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再次到原调查地所作的调查资料，第二次调查与多年前的第一次调查相比，许多东西已经在历史发展的脚步中消失了。

　　我读宋著，感到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民族物质文化的关注。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精神文化，对于该民族或地区的民俗构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相对于精神文化来说，一定的物质文化与一定的精神文化是有密切联系的。一个民族的某一时代的物质文化，也常常就是民族的民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已经消逝了的那些时代，其物质文化之上，往往镌刻着那个时代的民俗的印记，因此搜集过去时代的物质文化，对于民族学者或民俗学者来说，就尤其重要。本书作者说，他在上世纪６０年代的那次田野调查中，主要任务是搜集民族文物。从其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不仅注意考察鄂伦春族当时的社会状况（男人的狩猎、捕鱼、分配，女人的采集、揉皮与桦皮制作等，这些属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领域的层面），而且还注意对该民族物质文化的器物进行考察与搜集，如劳动工具及其制作（纺织业，骨器、石器、木器及其制作，这些都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森林、狩猎极为密切）；衣（皮革的揉、裁、缝及其工具，装饰）、食（食肉的习俗，半生半熟食）、住（桦皮树屋，以皮为窝具，“仙人柱”的建构、排列、铺位的安排等习俗）、行（陆地工具——鹿、马及其豢养，鹿具、马具；水上工具——木筏、桦皮舟、木桥及其制作；雪上工具——滑雪板，爬犁、兵车），而且也对精神文化（所谓民俗与风情）作了部分描述：如产房、摇篮；如婚丧嫁娶（着重描述族外婚与树葬习俗）。从而使读者从他的叙述与报道中，了解了和体验了一个捕猎民族的昔日文化一步步消失的过程和轨迹。　

　　《最后的捕猎者》的第二个特点是图文并重。图，对于民俗学、特别是民俗志，至关重要。图志在我国古代民俗志书中，曾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近代以来，一方面由于学科理念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传统几乎中断了。宋兆麟出身于考古，后又涉足于民族学和民俗学，他受考古学的熏陶，重视图在破解历史文化问题上的作用，多年来，重视图的搜集与研究。在他以往出版的著作中，几乎都是图文并重的，这部书也不例外。对于民俗学或民俗志说来，图画的叙事功能，有时比文字的叙事功能更具权威性。

　　《最后的捕猎者》一书，基本上是一部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手记，同时又是一部经过作者归纳和重组过的调查手记，这样的写法，便于作者在叙述自己的见闻时，适时地插入和参照其他学者已发表的相关资料，有时甚至可以弥补自己调查和记录的缺环（这是任何成熟的学者调查时都难以避免的）。同时我还发现，作者常常拿考古学上的文物来作比较与参照，作横向或纵向的交叉研究，以求进行溯源的探讨，或开阔论述的思路，收到很好的效果。　

　　当前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体系上的规划、建构、奠基与开拓；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一些，倒是更应提倡类似作者笔下的这种个案的（民族的或地区的）民俗志“式”的描绘，只有这种扎实的个案调查与描绘丰富了，我们中国的民俗学学科才能在大地上而不是在沙滩下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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