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剧照。 张元供图

　　一段壮烈峥嵘的历史，一面光辉飘扬的旗帜。广州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旗帜》，以广州起义为创作蓝本，以张太雷、游曦等多名先烈的故事为线索，再现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彰显出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和无畏担当。主创团队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有机结合，以多重视角审视披荆斩棘的革命岁月，开拓了以芭蕾语汇表达革命历史题材的新思路，叙写了一篇深邃而厚重的民族华章。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广州领导的武装起义，身处这片红色沃土的广州芭蕾舞团，肩负着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使命，《旗帜》的编导从舞剧题材的选取、舞蹈结构的确立、舞蹈语汇的创作，无不彰显出鲜明的红色基因。

　　整部舞剧由序、广州起义、游曦畅想、会议召开、生死坚守、献身革命、革命“火种”、红色记忆、珠江“泣”血、最后的胜利等部分构成，编导通过倒叙的舞蹈结构以及第三人称视角的叙述方式，在舞台上搭建起多维的叙事空间，运用时空交错的艺术表现手法，赋予历史全新的语境。

　　舞剧伊始，一名“老者”蹒跚入镜，作为舞剧的“叙事者”与“历史的见证者”，她手捧鲜花回望那段艰难岁月。而舞台后方出现了以广州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为首的革命先烈和一名手捧鲜花的女孩（年轻时的“老者”），编导用这种“回忆”的方式串联起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老者”与“女孩”形象的交相呼应，沟通着历史与现实，舞剧就此缓缓展开。

　　整部作品编导以第三人称视角的方式切入，拓展了舞剧的叙事空间，提升了创作的自由度。舞剧中多组人物关系通过不同的情感线，构建起立体的形象细节和完整的生活情境，实现舞台现实空间与角色心理空间交融互渗，在营造浪漫悲壮的艺术情境的同时，呈现出情感的温度和生命的厚度，从而引发观众的无限遐想以及对历史的深思。纵观全剧，这种多线并置的处理方式，更加合理地延展了叙事空间，使整部舞剧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造出丰富的艺术想象。

　　就形象塑造方面，编导创造性地将目光投向“英雄群像”，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将原本单纯的生活化表述进行艺术加工，选择从精神层面进行表达。如编导对总指挥张太雷的个体化书写，在广州起义前夕，他独自伫立、手捧照片不断端详，这便是心理叙事的开始。他的母亲手拎藤箱向他缓缓走来，此段双人舞展现着他与母亲之间道不尽的思念。随后母亲静静退场，他的妻子撑伞而来，二人的相拥与托举等动作正是难舍难分的情感体现，为张太雷在信仰“旗帜”的指引下、坚定革命信念起到烘托作用。张太雷牺牲后，一段“虚实相生”的三人舞始终没有肢体接触，以“英魂”意象构建起一段悲壮、悲痛的情感。与之运用相同手法进行艺术处理的，还有展现张太雷与叶挺、叶剑英深厚的革命友情的片段，通过过去三人并肩作战的美好回忆，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失去战友后的痛彻心扉，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理想的炙热追求。再如女战士游曦与恋人肖飞的双人舞片段，在游曦手抚红旗庄严宣誓时，牺牲后的肖飞悄悄“出现”，和她一起面对红旗宣誓，诉说着恋人诀别后的不舍，更描绘着革命事业的崇高。由此可见，舞剧对于“英雄群像”的塑造，使得革命先辈的光辉形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变得更加鲜活生动。

　　在舞剧《旗帜》当中，无论是对总指挥张太雷还是对女战士游曦的形象捕捉，均遵循了古典芭蕾审美中“向上”和“直立”的原则，加之角色的每一次呼喊、叹息和哽咽，均使剧中的形象与作品对精神境界的追求高度契合。生动的芭蕾语汇配以丰富的情感投入，不仅再现了革命先烈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而奋勇拼搏的历程，更映射出峥嵘岁月里万千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以文艺创作回望党的百年历史，重现先烈们的崇高理想，抒发炽热的革命情怀，芭蕾舞剧《旗帜》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不仅彰显出本土文化的个性和魅力，更以一种崭新的视角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注入新的艺术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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